上海师范大学热重分析仪中标结果公告

首置房只能自住，不能出租，这样，有能力住得更好的人就不会来侵占资源。

政府将公共企业通过合同交由民营企业运作经营，如果需要，政府可以给民营企业税收优惠，也可以补贴企业的生产成本。我们是国有的企业高度集中与垄断的社会。

作为商事企业，有现存的《公司法》可以遵循，不必单独制定新的法律。国有商事企业的治理，与民营资本参与设立的商事企业并没有区别，一切均按照《公司法》的规定执行。有的将国企区分为三类：竞争性、功能性和公益性企业。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。  不同类型企业须实行不同公司治理 准确界定国企的类型，有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。

对履行国有资本投资职能的控股公司，要制定独立的法律进行调整。国有控股公司可以根据预算的规定，分别投资商事企业和公共企业。但我不愿意吹毛求疵，对这么大的一个《决定》再吹毛求疵，我自己就变得十分可笑，有这个《决定》已经很不错了。

卢雁：你现在看好这个《决定》的执行力吗？ 李泽厚：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年整风、反腐特别是坚决反对吃喝奢靡与《决定》联系起来，这一年是为了立威铺路，换句话说就是加强纪律性，整顿组织，只有立威加强纪律性，才能保证《决定》的执行，这是执行的前提。《决定》里关于法治的还提到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，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，完善主审法官、合议庭办案责任制，让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等等，如果能够真正实现，这就是很大的进步。对马克思主义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强调它的唯物史观，一种是强调它的造反哲学。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个绝对权威不想变化大家都会促使它变化，到时它不向国际接轨行吗？很多东西会逼着它慢慢变化。

只有一个东西是必然的，就是大家要吃饭，要生活得好一点，衣食住行是实实在在的。这次《决定》里讲了：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。

1992年我到美国定居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说：共产党如果能够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，中国就有希望。所以这个《决定》里，依然看出文化不会放松，意识形态不会放松，舆论也不会放松，但你们媒体还要尽力去争取。  政治：我主要强调法治，很少讲民主 卢雁：除了经济，你还关心什么问题？ 李泽厚：你去查查这几十年我的访谈，我强调法治，很少讲民主，我始终认为法治是最重要的，例如强调程序法，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，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，等等。经济上现在已经走出了一些，乡镇企业、宏观调控、各级政府出面招商引资，这是外国没搞过的，这就是走出自己的路。

所以我一直，在四顺序论中，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，多少年被多少人骂。去年我讲过我们应该明确中国不要走哪条路。什么叫个人自由？你现在有哪些不自由？以前，连结婚都要党组织同意，一些单位审查还特别严格，夫妻分居两地一年也才有一二十天的探亲假，连住在一起的自由都没有。我不否认我是唯物主义者，人不吃饭是不行的。

不必对敌情估计过高，几个秀才凭点激情造不了反，中国这么大，每天有地方有人闹事也不奇怪，过度管控媒体，反起负面效果，整个社会及各阶层生活都在或都有改善，真正大规模流血造反不大可能。近20年来，我一直在讲，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，如果这个《决定》能够执行并完全实现，这是中国走自己的路很大的一步。

卢雁：所以你说过中国民主的门是慢慢挤开的，不是一下子冲开的。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，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。

再好的政策，如果没有很好的执行，就是一纸空文。当然，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，经济发展也带来很多负面效果，怎么样把负面效果扭转过来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  执行：难在执行，关键也在执行 卢雁：刚才你讲中国现在还处于争取开明专制的阶段，你认为现在的政府是这样吗？ 李泽厚：首先要谈一谈为什么我宁愿支持开明专制？因为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。所以再看这个《决定》，会发现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放松，因为想在改革、发展、维稳三要素的结构中保持平衡，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当然不满意，但这次没有加码，没有把什么不准、西化、分化加上去，也就不错了。任何一个社会，特别是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有批评的声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他们现在不靠近权力赚不了钱，那是没办法，但他们并不甘愿。

中国人没宗教狂热，还是重视讲道理的。这两年，身居美国的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，同语反复意义不大，我只谈最重要的问题。

无政府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。卢雁：经济改革中你最关注什么？ 李泽厚：这次《决定》里强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，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所有权同样不可侵犯、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，我非常赞成，也是最近几年我在访谈中一直强调的。

我是坚决支持加入WTO的。以前也有过一些好决定，但实行不了。

今年初我与刘再复讨论的时候就说，还要看接下去往哪个方向走：它可以走向一种道德教育——那就是走以德治国、八荣八耻、先进性教育的老路，我觉得搞不久。我一直反对激进派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看似革命，实际上造成倒退。李泽厚说，你看，《决定》虽然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，但很多地方写得非常空泛，不像在讲教育改革的时候，可以细致到‘改进美育教学，这就说明阻力很大。这些年奢靡之风官场是越来越严重了，这样搞一下很好。

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从毛时代解放出来，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，所以中国今天才有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，否则怎么可能？ 为什么我说这次阻力很大？你看，《决定》虽然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，但很多地方写得非常空泛，不像在讲教育改革的时候，可以细致到‘改进美育教学，这就说明阻力很大。但如果是通过整顿干部作风为进一步改革立威，走向制度建设，遵循法律办事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，让官员不敢不听上面的，使这个《决定》有执行的力度，才能保证改革方案的执行。

不久前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让李泽厚有了开口的欲望，近20年来始终呼吁中国要走自己的路的他说：如果这个《决定》能够执行，最后完全实现，就是中国走自己的路很大的一步。这些年国进民退的状况必须扭转，我听说之前民营资本很担心自己哪一天就收归国有了，尽管有《物权法》，但《物权法》当时颁布也有很大阻力。

只要还受共产党管，但不受同级党委管，这就是很大一个进步。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当钱的力量盖过权的力量的时候，企业家就会想，我是不是不靠权力就能做好企业呀？如果我不巴结你我也能干好，我又何必巴结你呢？（见《中国企业家》2012年10月20日） 卢雁：你如此强调经济的作用，主要是受马克思的影响？ 李泽厚：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会不会过时？我说这要看对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。

李泽厚说，我还有个会挨骂的观点，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要难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公开讲，你可以报道，因为经改的阻力非常大。在中国搞选举，关键是怎么个选法，一人一票只能这样理解：每个人都应该有参政的权利，这是对的，但是怎么运用这个权利，是选镇长还是选总统？这是两回事。卢雁：我记得你是反对新权威主义的，这与你主张的中央高度权威是否矛盾？ 李泽厚：我有一个前提，绝对权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，而且不能大肆提倡，你在理论上巩固这个是不行的，中国有些事只能干不能讲。所以，《决定》里提出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，我是赞成的。

至少使一些贪腐的手晚点伸，或者收收紧。中国传统讲生生之谓易，在保证生存、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精神世界。

现在有些规定似乎有点太细太苛太死板，开头可以严一些，若制度化就得注意度的艺术。经济、政治等方面的改革，以前也讲过，两个民营经济36条不就如此吗？所以我很赞成有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小组。

还是那句我讲过的老话：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，比较可靠。我还有个会挨骂的观点，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要难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公开讲，你可以报道，因为经改的阻力非常大。